1946年7月，烟台群众夹道欢迎慰问东江纵队指战员。
1945年，中美谈判。
1946年7月，东江纵队战士在烟台港登陆。
1945年秋，北上部队召开誓师大会。
1947年5月，烟台各界和“联总”代表为杨禄奎送葬场面。
1945年下半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军队进入对日全面反攻阶段。8月24日凌晨，胶东八路军部队向烟台市区日伪守敌发起总攻，经过英勇奋战，占领了整个市区，烟台宣告解放。烟台解放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延安，8月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提到“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1]当时，虽然八路军、新四军解放的城市（含县城）有175个之多，但烟台这座城市的解放具有特殊意义。作为八路军解放最早、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首次解放后的烟台，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革命基础，成为中共在沿海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为配合全国解放发挥了独特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解放后的烟台为中共中央全国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提供了决策参考和战略保障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研究调整全国的战略布局问题。根据中国革命力量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发展态势，以及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尚难进到东北等情况，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2]。其中要求八路军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中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
早在8月24日，即烟台解放的同一天，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致电胶东区委书记林浩，令其派出干部带一部分部队，以东北义勇军名义，去东北了解情况和开展工作。9月5日晚，先遣队近120人乘两只大船从烟台起航渡海去东北。6日晚，先遣队在辽东庄河县王家岛灯塔山登陆，随后解放了王家岛。9日，先遣队智取庄河县城，摸清了敌情。同一天，胶东区北海地委又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乘木船驶抵旅顺开展工作。不久，林浩根据两支先遣队伍的汇报，致电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汇报了胶东两支先遣队去东北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建议山东分局速派部队和干部从海上去东北，以争取时机，更好地完成支援东北解放区的工作。
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执行，越快越好。”遵照指示精神，山东分局全力以赴组织山东部队和地方干部分批开赴东北，支援东北解放区。
烟台作为连接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海上要道，是挺进东北的捷径。随着烟台的率先解放，整个胶东半岛北部海岸的大小港口全部控制在八路军手中，共产党掌握了向东北运送兵力的重要通道。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指定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门负责海运工作，并成立了海运指挥部，由许世友任总指挥，在龙口设立海运办事处，负责龙口、栾家口等处的海运工作。
为保证海运安全和供应，许世友指挥胶东军区部队解放了崆峒岛和长山列岛，控制了渤海海峡，并在各岛上设立兵站，屯集粮草，形成了由山东向东北进军的可靠海上通道。中共胶东区委发动解放区军民为渡海部队准备船只、粮食、棉衣等物品，并通过派汽船到海上招集渔船回港、集结到沿海小港口的方式来解决缺乏运输工具这个海上运兵的最大困难。
9月20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军区机关及部队1000余人从烟台渡海赴东北。随后，从10月初到11月底，山东军区组织了三批共计6万人挺进东北，中共山东分局抽调4000余名地方干部随军奔赴东北。开赴东北的部队，除第一批部分部队从陆路出关外，绝大多数部队是从海上运送过去的。这期间，胶东军区抽调第五师两个团、第六师三个团及基干团等10个团的兵力，在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等的率领下，分批从龙口港、黄河营和蓬莱县栾家口等地乘帆船、机帆船去东北。中共胶东区委抽调3000余名地方干部，随军前往东北。
烟台的解放为争夺东北抢占了先机，为山东八路军主力挺进东北提供了人力、物力等后勤保障，确保了运兵的圆满完成。中共胶东区委、胶东军区领导烟台军民解放烟台，并利用烟台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在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中，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二、解放后的烟台成为东江纵队北撤的落脚点和补给站，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作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双十协定》，中共让出长江以南8个解放区，武装部队撤到长江以北。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东江纵队之所以北撤到烟台，一是抗战胜利后烟台即获解放，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牢固控制之下；二是烟台属于解放区的大城市，经济条件较好，有利于部队的休整补给；三是经海路撤退到北方，可以有效防止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突然袭击，比较安全。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2583人分乘美方提供的三艘登陆舰，由深圳大鹏湾起航，于7月5日到达烟台港，后由市区移驻西郊芝水一带休整。东江纵队在烟台驻防休整期间，备受烟台党政军民的欢迎和爱护。烟台人民把东江纵队战士视同胶东的子弟兵，给全体指战员换上了崭新的军装，热情地为他们腾房让铺、担水送饭、嘘寒问暖。为照顾战士们的生活习惯，烟台市政府特地从大连调运了许多大米，并动员当地部队、居民多节约些白米送给东江纵队。胶东职工会、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多次捐赠鸡蛋、水果等物品慰劳部队。芝水区政府还委派妇救会、识字班到东江纵队手把手地教炊事员做馒头、包子、面条和饺子，胶东军区抽调了120名炊事员到东江纵队各伙食单位帮厨。各区乡党组织也派出干部给东江纵队指战员介绍胶东革命斗争历史和群众的风俗习惯。东江纵队在烟台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初步熟悉了北方的生活习惯，稳定了思想情绪，补充了给养装备，于1946年9月13日从烟台出发，在10月1日到达莒南大店地区。后来，东江纵队正式编入华东野战军，1949年夏随大军南下。10月，同粤赣湘边纵队汇合，担负解放广州战役的任务，为解放全广东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见，正是因为烟台获得解放，孤悬华南的东江纵队才能够不惧路途遥远，从广东直接撤到了北方解放区，从而保证了这支经过抗战严峻考验的英雄部队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休整，提高了军政素质，成为一支劲旅。东江纵队在解放战争中、尤其是解放华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烟台功不可没。
三、解放后的烟台积累了城市接管经验，为中共从农村走向城市、管理城市提供了借鉴
烟台的解放为中共由农村走向城市、开展城市工作创造了条件。1945年8月25日，烟台解放的第二天，中共胶东区委就发出《关于收复城市的工作指示》，要求摧毁一切伪组织、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维护社会治安；组织动员各业商号开店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建立各级群众组织；加强党的政策宣传；加强城市工作的领导；教育党员干部适应城市工作的特点。1946年1月，根据中共胶东区委指示，胶东区各救总会在莱东县红土崖村（今莱阳市）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烟台、威海卫市委书记和石岛、龙口特区工委书记及两市、两特区的群工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了今后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方法、步骤。此后，烟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管理下，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一）清除日伪残余，接收和处理日伪资财，禁绝日伪时期遗留的烟、赌、娼妓等一切丑恶现象，维护社会秩序。烟台解放后，取消各类伪组织，建立民主的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并着手办理伪组织、伪人员登记，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清除日伪残余力量。在处理日伪资财方面，根据情况分别处理，对日伪无故占据的民房，均返还给原主。同时注意保护外侨的正当权益，烟台市政府在收复烟台的当月，即召开侨民座谈会，宣布政府关于保护外侨正当权益的政策、法令，希腊、葡萄牙等10余国侨民118人均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在接收、没收日伪工厂企业的过程中，对工厂企业中的人员区别对待，积极鼓励工人、店员组织起来，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对接收的日伪财产，除部分用来充实国库外，大部分用来发展城市公益事业，扶助工商业发展和生产救灾。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人民武装指挥部，通过禁绝烟、赌、娼妓等社会丑恶现象，进一步稳定了城市的社会秩序。
（二）整顿金融市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一是限期禁用伪钞，并禁用以伪钞为基础的各商号发行的本票。二是整顿金融，统一币制。限制法币在本地流通，并根据每一时期物价差额规定兑换比例，由银行限期兑换。三是加强对银行的管理与收兑。公布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禁止金银在市场计价流通，但允许个人保留和到银行兑换，或通过金银交易所进行买卖，不准私自买卖。四是做好信贷工作。政府通过北海银行发放贷款，解决生产资金，辅助生产。
（三）制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发展工商业。一是通过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工商政策，鼓励和支持工商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二是通过取消日伪时期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切苛捐杂税、制定恢复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奖励办法、举办城乡合作社等方式，使工商业在短期内得到较快发展。至1946年6月，烟台全市新开工厂、商号370余家。1946年秋，周恩来从南京写信给中共烟台市委，说宋庆龄要若干架烟台钟表，送给国际友人，并指出要借机宣传解放区的工业产品，嘱咐烟台市委要把此事办好。此时的烟台虽已解放，但生产钟表的厂家机器被分，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市委领导决定以此为契机，通过组织生产，不但让大家看到钟表业工人有活干有饭吃，生活困难得到解决，而且也看到利用烟台港口，把烟台钟表销往国外、扩大烟台工业产品的影响，重振烟台经济的光明前景。经过努力，烟台不仅圆满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特殊任务，烟台钟表业也很快得到全面恢复。
四、解放后的烟台在与美国、“联总”的交涉和斗争中，取得了宝贵的涉外斗争经验
（一）维护国家主权，挫败美舰登陆烟台企图。抗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抢占胜利成果，妄图在烟台登陆。1945年9月29日，美海军第七舰队两栖特遣队先遣队两艘兵舰突然驶入烟台海域，提出允许少将赛特尔登陆拜见烟台当局的要求。中共胶东区委高度重视，委派区委统战部部长于谷莺任胶东行署外事办公厅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长，处理此事。10月4日，赛特尔突然通知中方，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将在烟台登陆，并请中方将沿海设防工事及所放水雷迁移，将八路军部队撤出，有秩序地向其移交。于谷莺当即严辞拒绝。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共胶东区委在动员军民进行紧急战备的同时，继续以外交手段同美方进行谈判。6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致函美军观察组叶顿上校，严正指出，烟台日伪军早已被解除武装，市区秩序安定，美军在此登陆毫无必要，并请其转告驻华美军总部，勿命令军队在烟台登陆，如未经商妥强行登陆，一切后果概由美方负责。8日，烟台市3万余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美军在烟台登陆，表示誓死保卫烟台；山东军区也发布增强沿海防务的命令，要求沿海八路军部队高度警惕，增强防务，准备给所有侵略势力以坚决打击。9日，美舰队离开烟台。10月30日，美舰再次来到烟台，见已无登陆的理由与机会，不得不离去。至此，烟台军民反对美军在烟台登陆的斗争胜利结束，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美国人在烟台事件上低下了头。”这场斗争，挫败了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军，粉碎了美蒋勾结抢占烟台的阴谋，为人民军队解放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这场外交斗争，创造了以军事斗争为后盾，把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光辉范例。
（二）维护民族尊严，公正处置杨禄奎事件。1947年5月23日，人力车夫杨禄奎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驻烟办事处美籍职员史鲁域琪驾车撞倒在地。史鲁域琪见死不救，妄图驱车逃逸，幸被烟台人民阻拦，他才将杨禄奎送到附近医院抢救，但因伤势严重，杨禄奎于当晚去世。事后，史鲁域琪拒不认罪，“联总”驻烟办事处负责人也百般抵赖，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5月24日，烟台市长姚仲明召见“联总”驻烟代表李普尔，申明市政府对处理这一事件的严正立场，并重申市政府支持市总工会提出的偿命、安葬、抚恤、道歉等要求。最后，“联总”代表接受了全市人民的正义要求。5月26日举行杨禄奎追悼大会和送殡仪式。公祭完毕，杨禄奎的灵柩放在一辆大卡车上，姚仲明和李普尔分列灵车左右，执绋缓行，史鲁域琪按烟台的风俗，披麻戴孝，紧随死者家属之后。5月28日，史鲁域琪在《烟台日报》上刊登《道歉书》，并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意拿出3400美元作为赔偿费和抚恤费。6月16日下午，烟台市临时法庭对史鲁域琪进行公开审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7月5日，史鲁域琪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了《向中国人民的悔过书》。杨禄奎事件的妥善处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国的民族精神，烟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在解放区一去不复返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严。
作为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直接掌握政权的重要对外港口城市，烟台的解放打开了沟通、认识世界的又一扇窗户，赢得了宝贵的机遇，也面对着严峻的考验。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烟台对这两个重要涉外事件的成功处置，就是中共外交原则的一次成功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涉外斗争经验。
五、作为解放区的主要港口，烟台承担了其他解放区人员、物资转运枢纽的重要角色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总”），山东解放区成立“解总”山东分会。胶东解放区成立“解总”山东分会胶东区救济委员会，负责救济物资的分配等任务，同时配合“联总”驻烟台办事处运往烟台港口的救济物资的分配和转运等事宜。烟台作为当时解放区的主要港口，分配到山东解放区的救济物资从上海运到烟台后，再分配转运到其他解放区，如渤海区分得的物资海运到羊角沟。烟台港还是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周公馆）和解放区联系的通道，中共从上海来的干部都是乘救济物资船到达烟台，再转去东北解放区等其他地区。再如其他物资、书籍之类的转运事宜，都是先运输到烟台，然后由烟台发往各地，这其中就有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交办的事项。曾有一批书籍从上海运至烟台后，周恩来电告山东方面把书籍按照他的安排分配给其他解放区，都是由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按照周恩来指示专程到烟台办理的。可见，作为中共管理下的沿海港口城市，解放后的烟台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承担着人员、物资转运枢纽的重要角色，在重要历史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作为中国共产党解放的最大沿海城市，同时又是较早解放的对外商业城市，解放后的烟台，为全国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如何管理城市、经营城市、外交斗争方面，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作出了突出贡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154页。
[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二版，6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