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夜，又称永夜，是指在地球的两极地区，一日之内，太阳都在地平线以下的现象。极夜时，夜晚会被拉长到24个小时。这意味着一天中室外的光线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参照物，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的错觉。

所以极地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是一个宜居的所在，但就在北极圈内一个一年有四个月都是极夜的地方，却有一群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选择短期地停留或者长期地定居于此。这个地方就是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岛上有一座被列入世界纪录的“离北极点最近的城市”——朗伊尔城，城内居民不到2000人，还有一处只有几十个人居住的主要用于各国进行科学考察的小镇的新奥尔松。

这是很少被人记起或是提及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对极地的印象往往只是停留在自然与野生动物的角度上，鲜少关注极地的人群。在听说极北荒原上有人间烟火后，难免会不禁产生很多的疑问：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去往这样几乎可以被称为是人类社会边缘的地方？在无尽的黑夜和暴风雪中人们如何与自我相处？极端环境会不会对人的情绪与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近期正在上映的我国首部北极科考题材纪录片《光语者》给出了答案。《光语者》以2017年到北极越冬，独自在120天的极夜中完成极光检测任务的科考队员刘杨为线索，忠实地记录了新奥尔松和朗伊尔城居民的生活与情感。各国的极地科考队员、追求心中景色的版画家、继承父辈遗志的摄影师、在极地里搜集声音的舞台灯光师、饲养了100只雪橇犬的年轻夫妇……这群主动选择在漆黑寂静的极北荒原生活的人们，用他们的处世哲学营造了一个冰天雪地里的世外桃源。

银幕外的观众们发现，原来寒冷和荒凉并不意味着艰苦、单调和孤独，反而突出了人性的温度与光亮。有人评论说“我们这个星球真妙啊，在最极端寒冷的环境里，竟养出最恬淡温情的可人儿。”

“手机在这里最大的功能是闹钟”

对北极的“温情”感受最深的是《光语者》的“男主角”刘杨。2017年10月，作为负责北极空间环境监测的科考队员，他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北极黄河站。在那里他要经历4个月的极夜考验。

“一开始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在黄河站呆四个月，提前都做好了要迎接孤独感和疏离感的准备。还带了一本保罗·奥斯特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准备在那边读。结果到了以后发现，除了一开始的几天，后面几乎没有任何孤独的心理状态。那里人与人的相处模式会感染你，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敞开心扉，融入其中。”

中国北极黄河站所在的新奥尔松原本是一座矿场，但因在1962年发生了导致21人丧生的严重矿难而被迫关闭。三年之后，被再次启用的新奥尔松的新使命是科学考察。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在新奥尔松形成了多元化的新社区，像一个科学部落隐匿在北极圈的荒野中，与外界隔绝。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新奥尔松的生活补给十分有限，只能集中配置，各国的科考队员在这里的衣食住行都由挪威当地的一家公司负责。因此，几十名科考队员们都是在同一个集体食堂用餐。“新来的人是不允许单独一个人吃饭的，就是怕会在极夜里一个人久了产生抑郁的感觉。大家都会主动来跟你说话，你遇到什么困难也会主动关心你，有什么事儿就互相帮个忙。他们真的都是善良又温暖的人。”

地理环境导致的相对封闭，却让这里成为了人们理想中的乌托邦。因为要避免对科学检测仪器产生干扰，新奥尔松禁止使用一切无线设备。“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有人低着头玩手机，都是面对面地聊天交流。”刘杨笑着说：“手机在这里最大的功能是闹钟。”

虽然有新朋友们对北极生活的调味，但占据了每天最多时间的依然是严肃且单调的北极科考的工作。刘杨在北极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三台极光成像仪，一台极光光谱仪，一台成像式宇宙噪声接收机的正常运转。每天重复地完成开机、关机、检查、记录、维修等动作，有时还要用梯子爬到观测站的屋顶上，扫除设备上方屋顶玻璃的积雪……

“其实真正的科考工作就是这样的，非常单一枯燥。我们总觉得科考都是非常高大上的，那是因为媒体上受访的科学家都是取得了突破性发现的，那是他们的高光时刻。而一个科学领域要出现高光时刻，是需要前后辈重复单一的研究工作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实现的，甚至对很多科学工作者来说一辈子都未必会有。”制片人卢武告诉我，他一开始准备拍摄《光语者》的初心，就是想为观众们展现科考队员最真实的生活和研究场景。

朗伊尔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规定死亡违法的地方

新奥尔松的极地科考队员们靠近极地的理由大多和刘杨相似，是源于对自然与科学的热爱。而对于朗伊尔城的居民们来说，来到这个地球上最北的城市不难，但来了却没走，还长久地定居于此，也少不了一份对这片土地真心的“热爱”。

相较于只有几十人的新奥尔松，一千多人的朗伊尔城显得热闹得多。朗伊尔城的名字来自于当时在这里成立了煤矿公司的商人朗伊尔。但就在2018年随着最后一个矿洞的关闭，这座因为矿产而建立的城市也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手段——旅游业。

对于一部分朗伊尔城的居民来说，可控数量的游客是他们谋生的依仗。但另一部分的居民则把并不真正关心这片土地的游客们视为入侵者，认为他们打破了小镇原本的宁静和自在。

所以一开始到达朗伊尔城的《光语者》拍摄团队也遭到了冷遇。卢武说：“我们刚去的时候，想邀请居民参与我们的拍摄非常困难。因为以往来拍摄的人更多是为了猎奇，他们会觉得自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很不舒服。他们对访客很友好，但是对游客很抵触。我们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尝试询问了很多人都被拒绝，非常无助。”

好在，正当团队一筹莫展时，一个老奶奶“从天而降”，救了他们。“芙瑞雅奶奶是第一个帮助我们的人，她看到我们的成员非常沮丧地蹲在地上就主动地询问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得知我们纪录片的真实想法后，她就主动帮我们介绍了很多人，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想做的事情，也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拍摄。后面我们收到了非常多人的善意和帮助，但芙瑞雅奶奶是第一个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人。”

在《光语者》所记录的朗伊尔城“群像”中，芙瑞雅奶奶是观众和团队都最难忘的一个。原因除了她可爱的性格，还有她面临的无奈。因为年龄的关系，芙瑞雅奶奶不得不离开生活了50年的“家”。而这是因为朗伊尔城的一个规定——禁止死亡。

朗伊尔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规定死亡违法的地方。在这里，若有人年事已高或是患上了不治之症，就会被运送到挪威大陆的其他地方度过余生。因为尸体在这里的冻土带里不能腐烂。尸体上如携带了细菌和病毒就会在冻土层里存活下来，一旦具备某些必要条件，这些细菌或病毒就会复活，重新繁殖、传播，对人类构成危害。

因为“无死亡”政策，2018年即将满80岁的芙瑞雅奶奶不得不离开朗伊尔城，回到她的故乡德国安度晚年。卢武也分享了很多芙瑞雅奶奶在银幕之外的故事：在朗伊尔城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她，并在这个没有树的极地雪原中将她亲切地称她为“树奶奶”。她终身未婚，一直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一个人生活。她平时在城内做服务员的工作赚钱，攒够了钱，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架着自己的独木小舟出去探险。她身上会挂着很多奇怪的挂饰，走起路来互相碰撞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作用和她兜里放的那块有味道的香皂一样，可以在外出探险的时候尽可能地“劝退”北极熊。

芙瑞雅奶奶的个人魅力“俘获”了《光语者》团队的很多人，拍摄结束后大家仍然和她保持着联系。如今，她在德国的家乡过得很好。无论身处何处，只要不伤害他人，都会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大家对她的喜爱正是在于她传递出来的这份豁达的处世哲学。

拍摄源自南极科考的一次相遇

卢武拍极地纪录片的念头源自2015年前往南极的雪龙船上。当时的卢武是作为央视的记者随行船前往南极完成采访任务。“在雪龙船上和大洋科考的队员们相处了半年的时间，他们每天的放浮标、打捞样本、记录数据，重复循环，非常单调的工作，但是他们都甘之如饴，对我的触动很大，就萌生了想拍摄这样真实的科考队员和科考场景的想法。”

在卢武抵达中国南极科考站之前，作为中国第31次南极科考队队员之一的刘杨已经在南极呆了一年多。“刘杨是我到中山站后认识的第一个人。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带着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到处转，慢慢就熟了。”不过，直到2016年4月南极之行结束时，卢武都没有想到，他会和刘杨在另一个极地见面，还是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

南极一别后，刘杨继续他极区电离层和空间环境的研究工作。卢武则是在回京不久后就决定从央视离职，开始筹备极地纪录片的拍摄。

有南极的经历在先，卢武的初步计划也是拍摄南极。但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刘杨说自己即将前往北极科考的朋友圈。“我赶紧就给他打了电话过去。了解到他将一个人在黄河站越冬，在四个月的极夜里观察极光，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儿。所以我就想从他的视角去记录和呈现这段经历。”

卢武和刘杨通电话的时候，刘杨刚刚在北极落地。机不可失，卢武即刻就开始了《光语者》项目的筹备工作，“除了要办妥前往极地拍摄的各种审批手续，摄影团队的招募是最难的。因为到了以后要分头行动拍摄取材，所以得兼备拍摄技能与导演思维。那边几乎没有中国人，所以得能用英语交流才能完成采访任务。这样的人不好找，一直到出发前团队的人还在不停地更换调整。”

因为太过突然，卢武甚至做好了万一最终无法达成北极拍摄之行的打算。“我和刘杨商量，让他先用自己的相机记录每天的工作日常。他拍的片子里能明显看到他对镜头熟悉的过程，会看到他很可爱的一面。一般人刚开始的时候面对镜头会比较傻傻的，他也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他真是很认真地给我们拍了一段时间的素材。但因为跟我们后来拍的片子整体风格相差比较大，就几乎没有用到。”

虽然没有用“自拍”的部分，但刘杨拍摄的极光却都派上了用场。在《光语者》中有一段特别震撼的北极极光混剪，神秘诡谲的极光通过延时摄影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大银幕上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这一部分的极光影像多数都是出自于刘杨这位“追光的哥哥”之手。但这些影像素材的拍摄并非是受卢武之托，而是源于刘杨自己对极光的热爱。“在电影院的时候，看到那些极光的片段，我都能马上记起来当时拍摄的位置、环境、天气甚至是日期。”

在完成每日的科考工作之余，刘杨几乎都是在“追光”。“我们这个专业其实主要是通过记录和分析极光的数据来研究，极地科考的机会比较少。很多人可能研究很多年都只是在照片或是影像里看到极光。”刘杨说，即便是最好的设备拍摄并用最保真的屏幕还原，也无法和用肉眼见到的极光媲美。

在纪录片中，他这样描述看到极光的感受：“看的时候你真的……反正我的脑子大部分时间是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它，只能站在荒野，站在黑暗的那种夜空下，然后去傻傻地望着它，然后你才能感觉到它真的在那存在。”

即使在南极已经见过极光，即使新奥尔松的极光因为距离极点太近而不是最美的，即使在北极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极光……刘杨每一次抬头望向极光的时候依然会被它的美和浪漫深深吸引。刘杨说，假如未来他无法再到极地科考，他也一定会继续“追光之旅”，他很难形容看到极光时自己的感受，但他知道那是他发自内心想要追寻的东西。

制片人特别为电影排片申请了延期

展现朗伊尔城人们的自洽、温暖的处世哲学，是《光语者》除了科考的真实现场以外，最想带给观众的东西。卢武觉得，现代社会里，我们往往会在匆忙的生活里迷失自己。和朗伊尔城的人们相比，我们看上去拥有很多的东西，但我们却从未认真观察和热爱我们脚下的土地，也很少能逃离信息爆炸的焦虑，与自己、与爱的人安静地真诚地交谈过。

而在朗伊尔城和新奥尔松，人们因为环境的限制，有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相处，有更直接的行动去真正珍视自己的生活与梦想。他们桃花源般的生活也许可以给身处喧嚣嘈杂中的我们以启示。这正是生活在极致黑暗中的他们，给我们传递的最温暖和最明亮的“光”。

卢武透露，其实《光语者》的名字一开始策划时，本想表达的是刘杨所研究的极光。因为极光是太阳向地球发出的一种以光为形式的讯息，而研究极光的刘杨就是那个解读这份讯息的“光语者”。但随着团队在极地的深入拍摄，“光语者”的内涵也在不断被丰富和扩大，“光”不仅仅是指极光、月光、星光、阳光等自然光对人的指引和改变，或是极夜下一间间小屋中闪动着的温暖色调的灯光与烛火，更是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散发出的人性的温度与光芒。而每个散发了生命光彩和力量的人，都是点亮了生活的“光语者”。

自2020年12月21日冬至日首映后，《光语者》收获了豆瓣7．9分的好口碑，但较少的排片率也让很多城市的观众抱怨“想看却无处去看”。为了能让更多想看的人不留遗憾，卢武特别为影片申请了延期，《光语者》将一直上映到3月20日。与此同时，卢武的团队也在筹备《光语者》系列的另一部极地纪录片。“是关于一位极地探险队员在南极点徒步的记录，大多数内容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后期的工作。希望能在2021年的夏天与大家见面。”未来，《光语者》系列会继续将镜头朝向在世界不同地方“默默追寻内心那束光”的科考队员，讲述更多为了生活与理想，在宇宙中发出独特光亮的个体，用生命的温度刺破生活的阴霾，带给我们更多的温暖与希望。

文／张默愈